第十一章 草原上的少年时代（2/2）
作者：冯宇恒
称为“媛”， 她弟弟比我小，在我到了19中队后就离开了她姐姐，整天跟在我屁股后面玩。因这个男孩说话吐字不清，我就给他起了个名字叫“大舌头”。
这俩女孩的胸前，都别着一枚特大的像章，每人身上都背着一个小包，包里装着《语录》。刚开始我见了这两个女孩，也学着大人的样子，叫她们“萍”、“媛”，可她俩不爱听，有些咬牙切齿地说：“我们的名字也是你这个小屁孩叫的吗？”
她俩说我，我就故意侮辱、讽刺她俩：“你俩是破黄毛丫头！一个像狐狸精！一个像白骨精！你们还假装背着《语录》，其实你俩是资产阶级臭小姐……”
说不过我她俩就会哭一场，就会去我家告状，我就免不了挨顿打。但“狐狸精”就成了“萍”的外号，“白骨精”也成了“媛”的代称。最后，连她们的弟弟都跟我学着叫她俩的绰号，她们生气时也叫弟弟的外号。
那时正是文化大革命,为了表示对领袖的忠心，各地都在大学、特学语录,革命委员会各地的领导机构）还要求人人都会讲述、背诵语录。为应付差事、表示进步，大人、小孩都在想方设法弄到一本《语录》。手里有了《语录》，就觉得很光荣，很体面、很革命。女孩子们有了《语录》后，对这本书十分的爱护，就充分开始展示自己的特长。她们把玻璃丝玻璃纤维）精心编织成和语录本一样大小的小包，把《语录》装在里面后，就每天背在身上。那小包既成了装饰品，又体现了女孩的革命性。男孩们不会编织小包，就直接背着个，里面装着一本不大的《语录》，那样子就像是天天在上学，连假期都没有。
看着媛和萍戴着大像章，我就回家找了一枚比她俩的大的像章戴上了，见了她们就挺胸抬头地镇她们。那时正流行戴像，大家都在互相攀比，看谁家的像章样式多、谁的像章大谁就最牛。除了身上戴的，各家各户还把所有的像章都别在一块红绸子布上，装在镜框里，悬挂在家里最醒目的地方，充分展示对的热爱和忠诚。
我戴上了大像章，还在书包里装上了14卷《毛?泽?东选集》。虽然背着很重、很累，可的确镇住了媛和萍。我在她俩跟前从书包里拿出《毛?泽?东选集》假装学习时那时根本不懂书里说的是啥），她俩吃惊了，看着《毛?泽?东选集》，她俩十分诚惶诚恐；再看看自己背着的小包，就感觉到渺小了……
在这群孩子里，我背诵的语录最多，对“老三篇”毛?泽?东著的《为人民服务》、《纪念白求恩》、《愚公移山》）能倒背如流，其他“知识 ”也最多，他们就理所当然地“团结在了我的周围”，我成了他们认可的“核心”。在一起玩的时候，我就会给他们讲的故事，给他们讲城市的生活、讲电影、讲汽车、讲火车和他们不知道的事情。
这群孩子从出生后就没去过远的地方，最远的地方也只去过农场场部，有的还没离开过19中队。他们对19中队以外的事情很感兴趣，都想多知道一些外面的事。这些孩子们连火车都没见过，知道火车也是通过课本上才了解的，火车离他们很遥远。每次讲起外面的世界，我生动夸张的描述是他们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。除了一个八岁名叫“车轴”的天生傻子瞪着无神的双眼、嘴里流着口水听不懂外，其余的听得都是异常兴奋。
离开城市的时候，表哥用铁丝、自行车链条做了把手枪送给我作纪念。那把枪很好玩，只需用一根火柴当“子弹”，扣动扳机，撞针撞击火柴，就可发出清脆的“啪啪”的爆炸声，和真枪的效果很相像，早晨只需从家中偷出一盒火柴就可以玩上一天。
那时候，孩子们没有玩具，我的这把山寨“枪”就显得很雷人、很宝贵，它成了孩子们心目中的圣物。
当时的农场，还有一种很不安全的火柴，名字好像叫“黄磷火柴”吧。那种火柴可以在任何地方划一下就燃烧，你就是把这种火柴在身上擦一下也可以着起来，它很不安全，可我不知道这火柴的厉害。由于当时火柴是配给商品，凭票供应，家家用起火柴都很节省，这种火柴叫做“安全火柴”。为防不够用，有些家庭就会从别的渠道弄些不用票证的火柴，这种火柴就叫“黄磷”火柴，它是一种很危险的火柴。
有一次，我从家里偷出了一盒这样的火柴，当我准备把火柴头安在玩具枪里时，它竟燃烧了起来，还烧伤了我的手指。见火柴燃烧了，我一着急，就在身上拍打受伤的手，谁知道这一拍打，就将兜里的一盒火柴拍着了，霎时衣服也燃烧起来……回到家里后，不敢给父母说实情，可他们看着我那被烧坏的衣服和受伤的手、肚皮，还是知道了是咋回事。从此，家里就开始把火柴藏起来，用时才拿出来。
这俩女孩的胸前，都别着一枚特大的像章，每人身上都背着一个小包，包里装着《语录》。刚开始我见了这两个女孩，也学着大人的样子，叫她们“萍”、“媛”，可她俩不爱听，有些咬牙切齿地说：“我们的名字也是你这个小屁孩叫的吗？”
她俩说我，我就故意侮辱、讽刺她俩：“你俩是破黄毛丫头！一个像狐狸精！一个像白骨精！你们还假装背着《语录》，其实你俩是资产阶级臭小姐……”
说不过我她俩就会哭一场，就会去我家告状，我就免不了挨顿打。但“狐狸精”就成了“萍”的外号，“白骨精”也成了“媛”的代称。最后，连她们的弟弟都跟我学着叫她俩的绰号，她们生气时也叫弟弟的外号。
那时正是文化大革命,为了表示对领袖的忠心，各地都在大学、特学语录,革命委员会各地的领导机构）还要求人人都会讲述、背诵语录。为应付差事、表示进步，大人、小孩都在想方设法弄到一本《语录》。手里有了《语录》，就觉得很光荣，很体面、很革命。女孩子们有了《语录》后，对这本书十分的爱护，就充分开始展示自己的特长。她们把玻璃丝玻璃纤维）精心编织成和语录本一样大小的小包，把《语录》装在里面后，就每天背在身上。那小包既成了装饰品，又体现了女孩的革命性。男孩们不会编织小包，就直接背着个，里面装着一本不大的《语录》，那样子就像是天天在上学，连假期都没有。
看着媛和萍戴着大像章，我就回家找了一枚比她俩的大的像章戴上了，见了她们就挺胸抬头地镇她们。那时正流行戴像，大家都在互相攀比，看谁家的像章样式多、谁的像章大谁就最牛。除了身上戴的，各家各户还把所有的像章都别在一块红绸子布上，装在镜框里，悬挂在家里最醒目的地方，充分展示对的热爱和忠诚。
我戴上了大像章，还在书包里装上了14卷《毛?泽?东选集》。虽然背着很重、很累，可的确镇住了媛和萍。我在她俩跟前从书包里拿出《毛?泽?东选集》假装学习时那时根本不懂书里说的是啥），她俩吃惊了，看着《毛?泽?东选集》，她俩十分诚惶诚恐；再看看自己背着的小包，就感觉到渺小了……
在这群孩子里，我背诵的语录最多，对“老三篇”毛?泽?东著的《为人民服务》、《纪念白求恩》、《愚公移山》）能倒背如流，其他“知识 ”也最多，他们就理所当然地“团结在了我的周围”，我成了他们认可的“核心”。在一起玩的时候，我就会给他们讲的故事，给他们讲城市的生活、讲电影、讲汽车、讲火车和他们不知道的事情。
这群孩子从出生后就没去过远的地方，最远的地方也只去过农场场部，有的还没离开过19中队。他们对19中队以外的事情很感兴趣，都想多知道一些外面的事。这些孩子们连火车都没见过，知道火车也是通过课本上才了解的，火车离他们很遥远。每次讲起外面的世界，我生动夸张的描述是他们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。除了一个八岁名叫“车轴”的天生傻子瞪着无神的双眼、嘴里流着口水听不懂外，其余的听得都是异常兴奋。
离开城市的时候，表哥用铁丝、自行车链条做了把手枪送给我作纪念。那把枪很好玩，只需用一根火柴当“子弹”，扣动扳机，撞针撞击火柴，就可发出清脆的“啪啪”的爆炸声，和真枪的效果很相像，早晨只需从家中偷出一盒火柴就可以玩上一天。
那时候，孩子们没有玩具，我的这把山寨“枪”就显得很雷人、很宝贵，它成了孩子们心目中的圣物。
当时的农场，还有一种很不安全的火柴，名字好像叫“黄磷火柴”吧。那种火柴可以在任何地方划一下就燃烧，你就是把这种火柴在身上擦一下也可以着起来，它很不安全，可我不知道这火柴的厉害。由于当时火柴是配给商品，凭票供应，家家用起火柴都很节省，这种火柴叫做“安全火柴”。为防不够用，有些家庭就会从别的渠道弄些不用票证的火柴，这种火柴就叫“黄磷”火柴，它是一种很危险的火柴。
有一次，我从家里偷出了一盒这样的火柴，当我准备把火柴头安在玩具枪里时，它竟燃烧了起来，还烧伤了我的手指。见火柴燃烧了，我一着急，就在身上拍打受伤的手，谁知道这一拍打，就将兜里的一盒火柴拍着了，霎时衣服也燃烧起来……回到家里后，不敢给父母说实情，可他们看着我那被烧坏的衣服和受伤的手、肚皮，还是知道了是咋回事。从此，家里就开始把火柴藏起来，用时才拿出来。